咬文嚼字:“救灾”与“赈灾”

咬文嚼字:“救灾”与“赈灾”

“救灾”是“disater relief”,而不是“disaster rescue”。

“relief”的含义是“恢复”、“治愈”、“重建”的意思,中文“赈灾”是其最贴切的表达。

这不仅仅是一个词汇问题,“救灾”与“赈灾”不同用词表述,对红十字会的灾害反应理念和认识,有着不小的影响和干扰。

“救灾”,会让人立刻与“抢险”作关联理解,会将“抢险”内容混同于“救灾”内容。

红十字会的业务,除了战时战地救护和平时院前卫生急救有“抢救”之意,其他一般都属于“赈济”帮扶救助内容。

基于这种理解,在灾害发生时,我们就不会过度强调“最早抵达灾害现场”。国际联合会救灾原则和救灾理论,也没有强调要求红十字会要“最早抵达灾害现场”。

国际联合会救灾,FACT的派出是红十字会(也是世界通行)灾害反应(赈灾)的最早行动。

FACT即“灾区评估与协调小组”,其功能是灾害评估、赈灾行动设计与协调,我理解其功能应该就是我们红十字会的“赈济队”功能,FACT的派出也是在“赈灾”阶段初,不是在“抢险”的紧急阶段。

“救援队”与“应急队”

“ERU”(Emergence Response Unit)是国际联合会的一个救灾工具,始组建于1994年,1996年ERU初试牛刀,由挪威和德国红十字ERU第一次执行任务(对外应该统称“联合会ERU”)。

18年前,首次接触ERU的概念。2001年,在马尼拉联合会举办的灾害管理培训班上,当时中国红会参训的还有赵健丽和姚玉海。

在那次培训的总结报告里,我们甚至胆大提出:中国没有统一综合的灾害管理部门,中国灾害反应,是“点对点”管理,或各系统的“线条管理”模式,缺乏统一的协调管理。

例如,民政部的部长级别领导,就无法调动一个小医院的医生,原因是级别再高,也是跨系统,没有权力隶属。

建议组建国家自上而下的灾害管理机构,这个机构级别应该是国务院总理级别,有了这个机构,救灾紧急阶段,即使其中一个科级级别专业的救灾成员,也可能有权对其他任何部级单位发号施令……

18年前,当时这么提议,尽管理念是对的,但的确有点超前的胆大。

ERU第一次进入中国救灾行动是2008年汶川地震,当时在四川与洪俊岭、李庆华一起亲历了从ERU的需求评估,到搭建的整个过程。

龚怡怡、杨会新、杨绪生、李立东、郭建阳、张虎等,都曾分别担任过各国和地区(台湾)ERU的中方协调员。

2017年,我曾在《救灾,别再干脆面了》一文里,曾留下一句伏笔: “...我一直拒绝 翻译成‘紧急救援队’道理以后再讲..."

在汶川地震救灾行动中,当时我们为绵竹的联合会4个ERU做了4本“日志”。

“日志”封面我将“ERU”翻译为“应急队”,这应该是国内首次的翻译。

ERU是英语“Emergence Response Unit”的缩写,中文“应急队”三个字非常贴切准确地对应了这三个词:

Emergence:急,Response:应,Unit:队,合起来就是准确的中文“应急队”。

后来知道被翻译成“紧急救援队”,一直颇感遗憾。

这不是咬文嚼字,如果看了前面说的“救灾”与“赈灾”之辨,相信会理解这种对翻译词汇的执拗和“杠精”:

红十字会的灾害反应重在“赈灾”,是“应急”,而不是“救灾”和“抢险”(战地救护和野战医院ERU除外)。

国际上通行的救灾理论和行动,通行称为“灾害管理”和“灾害反应”,这在政府机构名称上现在已经有了体现,如现在成立的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”。

“灾害应急”包括了“抢险”与“赈灾”(救灾)的完全过程,这个名称是科学的并与世界接轨。

最后,还是希望中国红十字会官方使用“赈灾”一词,也希望中国红十字ERT,能命名为“中国红十字应急队”(虽然知道这不可能),作者的情结,缘于对红十字救灾工具ERT,以及对红十字会灾害反应职能的定位理解。

值此世界红十字日红十字救援演练活动之际,撰小品致敬中国红十字ERT!

2001年马尼拉联合会灾害管理培训,首次接触“ERU”概念

2008年汶川地震ERU“应急队”日志

ERU需求评估工作照

中间为联合会ERU需求评估专家侯赛因(加拿大红会,现正为WHO做项目)

王海京送别侯赛因

附言:网络媒体“iRedcross”均同源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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